【摘要】有效法律帮助权系国际社会最低限度的一项刑事司法准则。随着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稳中求进，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是值班律师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两大制度共同良好运行，兼顾刑事司法公平与效率的最好体现。目前在实践中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流于形式，“见证人化”的现象逐渐突显，更谈不上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因此，如何解决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帮助形式化，使“形式”走向“有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当下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认罪认罚
自2014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值班律师制度的联系愈发紧密起来，二者相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对制度的建设要求也越来越严格。2019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2020年8月20日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中都明确提出了值班律师应当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和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帮助权和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并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本文通过现阶段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遇到的实践问题与有效法律帮助的理论学说相结合，探讨值班律师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法律帮助研究相关问题。
一、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概念分析
（一）值班律师行使的是帮助权还是辩护权
随着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下简称“法律援助法”）的正式实施，值班律师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有别于我们常说的狭义概念中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值班律师制度的着力点仍然与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紧紧相连，值班律师行使的权利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权利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值班律师制度的特别之处。《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和《意见》第四章第十条规定都提出了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权这一概念。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律师值班办法”）对法律帮助权的行使主体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意见》将法律帮助权归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保障，结合《律师值班办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的由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权利，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履行的究竟是帮助责任还是辩护责任是我们明确有效法律帮助标准的第一要义。
学术界中认为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行使的仅仅是一种帮助的权利，将其定义为“法律帮助人”。有学者认为值班律师制度的优势在于其援助服务的及时性、便利性，这也决定了值班律师无法如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般深入细致地了解案件具体细节，更不可能替代法律援助律师的作用。他们指出值班律师的职责包括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益，因此实践中的值班律师往往拥有部分辩护权力，但不能以此认定值班律师为辩护人。也有学者认为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行使的是辩护权利，可以与“辩护人”划等号，值班律师承担的五项具体职责符合当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人及其辩护职责的规定，其属性应当是辩护人，否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法获得值班律师提供的有效法律帮助。
如何看待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身份定位，需要我们追本溯源对认罪认罚制度与值班律师制度不断融合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认识。自古以来，控辩不平衡就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固有的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为我国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分流、节约司法成本发挥了作用，该制度使司法机关在量刑上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含了协商因素，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该制度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诉讼权利进行了部分放弃以取得司法机关在量刑从宽上的决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行不悖，保证实体和程序的双重正义，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刑事案件中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刑事司法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值班律师制度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该问题得到了缓解。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部分权利时，值班律师的介入帮助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行使，为部分权利的放弃设置了最低限度，使得控辩双方的天平不过分向司法机关倾斜，增加了辩的砝码。实际上，根据《律师值班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内容来看，法律帮助更多的是一种建议、咨询、见证等较为柔和的权利，与辩护律师享有的独立辩护权有较大差别。同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常常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而值班律师的帮助权则来源于申请、派驻和安排。因此，我们不能将值班律师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中所提供的的法律帮助权与辩护权完全归为一致，应当对法律帮助权作独立思考。
（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权的特性
一是适用范围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值班律师的工作内容与适用条件，由此可见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的范围不只是仅限于认罪认罚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为其指派律师的情况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值班律师制度适用的范围。
二是联系不紧密。从“值班”二字我们可以得知，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接受多个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同一刑事诉讼程序跨越阶段较大，在不同的阶段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值班律师的随机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双方之间的联系不同于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辩护律师那样紧密，甚至因为不同的值班律师的专业能力、思考角度不同，所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帮助效果也是相差甚远。
三是提供法律帮助内容单一。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更多的是在审前阶段，并不会提供刑事诉讼程序全过程服务，这种服务也是临时的，不是永久的。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权只是一些咨询建议的基本权利，属于最基本的法律服务。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对案件的判决和判断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值班律师并没有在法庭上提供辩护服务，只是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提供最基本的帮助。
（三）法律帮助与有效法律帮助
《律师值班办法》第六条明确约定了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法律帮助包含的范畴，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提供法律咨询与释明、建议选择诉讼程序、提出案件处理意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场见证，第三条规定了法律帮助的原则条件。结合我们对法律帮助的特征分析，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不应当仅仅是刻板的按照法律规定提供以上帮助，更应当结合法律帮助自身的特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帮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效法律帮助。有效法律帮助要求我们的侧重点应是在“有效”二字，这也是值班律师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如果仅仅是按部就班提供临时性咨询解答，达不到“有效”二字，那么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否真正得到保障，两种制度的结合是否真的具有实质性意义就要打上问号了。值班律师有效帮助权的“有效”二字从结果来看主要体现在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是否认罪认罚以及司法机关作出的量刑幅度是否有所减轻。从过程来看，主要体现在值班律师是否充分阅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基本事实充分了解；是否通过会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进行沟通与交流，为其作出决定提供正确引导；是否与司法机关就量刑幅度进行充分协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通过对有效法律帮助的概念分析促使我们正视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法律帮助所存在的问题，能够为后续提出改进措施提供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方向。
二、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实现有效法律帮助的现实困境
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入值班律师制度，使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法律帮助，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该项制度实施效果看，值班律师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预期目的并未达到，更多体现的是见证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辩护权。参照上文对有效法律帮助的理论分析，值班律师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中最重要的行为是参与会见、阅卷、量刑协商。但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更多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的见证，值班律师“见证人化”的问题较为突出，这种见证往往还具有程序性色彩，对于具结书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并不具有参考性，这种现象使得值班律师对自己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参与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值班律师的有效法律帮助与有效相去甚远。
（一）值班律师会见受限
《律师值班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值班律师的会见权，但个别看守所把会见场所设置在监区内干警的值班室，需要会见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到干警办公室作简要的沟通交流，当着干警的面会见权是受限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三证齐全”，但值班律师是没有基于委托关系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基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指派函的，这就导致值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着无法实现“三证齐全”的现实困难。除此之外，基于安全、效率等考虑，法律援助工作站一般都设立在看守所监区之外，甚至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公权力机关的办公场所即是值班律师的办公场所，会见也需在检察官的陪同下进行会见，这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值班律师会见交流，导致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具有滞后性，不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二）值班律师阅卷流于形式
相较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卷宗一般都较为复杂繁冗，为了查明案情的基本事实，需要值班律师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阅读。《律师值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阅卷权也仅仅是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不一致，这就需要值班律师在司法机关处对案卷材料进行阅读，在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整阅卷的情况下，值班律师的阅卷时间并不充分，可能需要多次就同一案件赴司法机关处进行阅卷，这无疑是在变相地增加值班律师的工作量，这样的结果使得值班律师在阅卷时可能并不会认真仔细地进行研读，而是流于形式。经笔者了解，绝大多数值班律师根本就不会去阅卷，了解案件的基本事实，仅仅就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沟通时进行大概的梳理，导致其与司法机关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时的实质性权利行使。
（三）值班律师基本不作量刑协商
值班律师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时与司法机关进行量刑协商对于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实现控辩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值班律师不同于在庭审中直面法官的辩护律师，他们更多是与检察官进行量刑协商，这也是值班律师最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体现其参与价值的法律帮助服务的重点之一。《律师值班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值律师可以就定罪量刑、程序适用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协商的主导权仍在检察院，协商双方地位不平等、协商程序随意性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大部分情况下，值班律师提出的建议采纳程度都是较低的，无论是就罪名的认定、量刑幅度的建议提出意见还是就案件从宽处理提出意见，值班律师妥协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因此大多数值班律师并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向人民检察院就量刑进行协商，值班律师通过参与协商程序对量刑建议施加积极有效影响的机会也丧失了。
（四）值班律师作程序性见证
《律师值班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在场，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提供职能保障。但由于服务对象的不确定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犯罪嫌疑人并未经过案情的了解、沟通、阅卷等过程，甚至可能是在签署当时才是双方的第一次见面。值班律师仅对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作程序性见证，并不会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与基本案情事实相结合来作判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具结书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履行的仅仅是一种告知性义务，仅对犯罪嫌疑人的签署作基本询问，就签署的结果作基本告知，并不能提供实质保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上述三性起相反的作用。
三、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完善措施
值班律师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中所提供的的法律帮助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自身刑事法律知识的欠缺，在羁押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未聘请辩护律师，这时对于他们来说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值班律师也许是唯一能够值得信赖的人。值班律师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为他们提供的法律帮助，与出庭辩护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同等重要作用。让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最大化地实现有效法律帮助，实现刑事辩护价值追求，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改进值班律师履职的环境和条件
《律师值班办法》对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等与辩护律师同等的基本法定权利做出了条文性规定，但在具体的行使中仍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针对会见权的行使，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明确指出值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应当为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值班律师设立独立的办公区域，将值班律师的工作地点也尽可能地设置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及时得到帮助的地方，为他们能够直接充分地交流与沟通提供条件。对值班律师的会见文书要求不再严苛，一般以司法行政机关安排的值班表和执业律师持有执业证就可以会见，不以检察官陪同会见为前提，保障值班律师的独立会见权。保障值班律师能够全面细致地了解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案的主要事实、法定情节等基本信息，这是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基础。刑事卷宗是复杂繁冗的，检察机关应当保障律师能够充分有效的阅卷，如按照辩护阶段的要求为值班律师提供阅卷条件。在成本与收获不成正比的情况下，如果强行要求值班律师进行阅卷可能会使其以更加消极的态度应对案件。分类建立根据值班律师所付出的时间成本给予合理的经济价值补偿的制度，加强值班律师的经费保障，可以采取多层次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市场调研确立合理的办案补贴标准并及时足额支付，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开展政府采购服务。当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时，值班律师制度会更加充满生命力，值班律师对于案件办理也更加充满自愿性与积极性，能够有效改善现有困境，能够调动值班律师的积极性。只有在值班律师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作充分了解，与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协商、沟通，了解其真实的诉求和内心真意才能够提供有效法律帮助。
（二）从立法层面上保障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协商地位和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四级检察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导责任，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一审服判率超过96%。目前的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结果与审判的最终结果往往可能保持一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认罚案件的阶段即是审查起诉阶段，其所作的量刑协商也主要是与检察机关的协商。可以说，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协商是最有效的法律帮助方式，如果没有协商机制，程序参与原则便无法在该类案件中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正义性就无法得到保障。值班律师参与协商，就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法律帮助与辩护律师在庭审阶段发表独立辩护意见一样重要。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对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的程序和要求作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对控辩协商过程的书面文档要求，以求在证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时有清晰明了的书面证据予以作证；要求检察官在检察文书中对量刑建议作充分说明，其中拟采用不同程序审理的案件在不同的文书中作出说明；最后对于值班律师的意见应当充分听取，要求检察官对被告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进行论证说理，特别是对律师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其最初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否一致进行充分说理，使量刑成为控辩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现行推行的量刑建议采纳率的考核，实质有绑架法院量刑的嫌疑，法院的审判更多的一种程序性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值班律师实质体现出辩护人的作用，把过去以法庭审理为中心的辩护提前到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要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制度作用，一是要对现行司法政策、两高的规定或解释、司法实践经验进一步研究总结，力争在下一步修订《刑事诉讼法》给予充分的吸收，从基本法律层面上明确值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值班律师量刑协商工作，值班律师不仅仅是工具人，而是要给予辩护人的同等地位；三是要从制度层面上规定回应值班律师提出的量刑建议的时限、要求、答复的文书的格式、救济的途径，特别是要求阐述不采纳的主要理由和依据，让值班律师感觉到自身工作的重视度和可采性，从价值认同上找到存在感，而不是流于形式。
（三）建立值班律师考核评价机制
完善的制度能够为其良好运行提供保障。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若要更大化地发挥其有效性，保障其长期的平稳运行，除了从道德层面要求值班律师内部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来进行自我约束外，外部需要建立起完善奖惩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工作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双重对值班律师进行管理监督。目前，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会给值班律师一定的补贴，但本质上值班律师提供仍属于法律援助性质服务。对值班律师工作质量的评估现阶段仍以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意见反馈为主要参考依据，忽视或者轻视了受益主体即被追诉人的意见反馈，有本末倒置之嫌。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有效法律帮助应当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进行工作考核。形式上是对书面记录是否有值班律师的签字、咨询记录以及量刑建议的提出，实质审査则是在审判阶段由法官当庭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情况，包含该帮助是否有效，认罪认罚程序中是否存在未公开的允诺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声称自己没有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或者值班律师履行职责存在严重缺陷的，检察机关应当提供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证据。如果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仍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了有效法律帮助，法院应当对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订作中立判定，甚至通过变更诉讼程序对该案重新审理。通过实质性审核，可以评价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的效果及起到的作用大小，对认真负责成效显著的给予奖励。如果犯罪嫌疑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出现根本性错误，案件出现冤错，值班律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懈怠履职的也要给予必要的惩戒。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起考评制度，也可以纳入律师年度考核评价体系，在权责统一的前提下，值班律师会更加积极地在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
（四）实现值班律师向辩护律师的转化与衔接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践行了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下，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的人权理念和刑事价值的共同追求。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扩大为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发挥了重要作用，值班律师制度是法律援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在我国刑事辩护全覆盖的环境下，不仅仅保证覆盖的“量”，还应当注重覆盖的“质”。目前值班律师行使的仅仅是法律帮助权，其所履行的职责与传统辩护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存在明显差异，但最终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辩护权利。我们应当考虑值班律师向辩护律师的转化与衔接、法律援助制度与值班律师制度的有效衔接与有机融合，为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发挥制度优势。值班律师介入认罪认罚案件的时间较早，目前提供的仅是咨询类法律服务，并不出庭辩护，后期的辩护工作由委托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律师进行，因此在值班律师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委托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律师进入认罪认罚案件时又需从头对案情进行了解，这种情况下一是对律师有过度消费的嫌疑，同时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效果的保护。构建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衔接机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意下，可以通过制度层面上建立首问值班律师担任其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通过值班律师对案件的全过程参与，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持律师参与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连续性，更好地衔接值班律师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也能够充分利用律师的专业优势，将值班律师的帮助权转化为辩护权，从量和质的完美结合确保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值班律师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相辅相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的本质与初衷是为了行使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但单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现实运行中可能会产生更加注重效率而忘了兼顾公正的问题，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应运而生。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帮助，履行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的职责，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两大制度良好运行必不可少的一环。相比公正来说，效率永远是次优级的价值。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舍弃部分诉讼权利以求从宽处理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保证程序正义就显得弥足珍贵。本文从现阶段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有效帮助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出发，就解决路径提出相应建议。在未来两大制度的结合与运行中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实践层面，我们都应不忘探索，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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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徐忠成、向云鹤
作者单位：四川同方正（广元）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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