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边境安全问题

四川同方正（广元）律师事务所 向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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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边境安全自古以来是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的完善，以坚定的意志品质始终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展示了我国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有效遏制了民族分裂势力、宗族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律师行业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近年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扞卫者，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履行职责使命的重要内容，把服务和保障国家安全作为律师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国家安全 边防治理 边境安全

一、边境安全的基本概念

（一）边境安全

边境是指接近边界的地方，在政治学或地理学上我们将边境或边境地区称为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对于一国与其邻国都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往往会在战争时期成为战线中的军事要地，在非战争时期也伴随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因此在边境地区往往都会设有出入境关卡，会严格限制其出入，甚至会存在边境禁区，不得出入。不过也有部分限制性较低的边境，如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地区就长期处于无需驻防自由发展的开放状态。部分边境地区也扮演着减少冲突的缓冲作用，如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附近，朝鲜与韩国平行于三八线的部分边境区域就为两国默认的非军事缓冲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规定，我国我国的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一般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三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自治区域，为民族自治地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全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国家可根据需要对行政区划作必要的调整和变更。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广物博，一般我们把囊括国境线的省级行政区域视为陆地边疆地区，简称边疆，边疆地区往往也是少数民族较多生活较为聚居的地方，主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共9个边疆省区。根据离国境线的远近，我们将这9个边境省区的区域范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边境地区、次边境地区和非边境地区。在这9个边疆省区中共有140个边境县，沿着我国2.2万公里的国境线形成了边境地区。与我国边境地区直接接壤的有14个邻国，生活在该区域的少数民族居多，我国边境地区相较于我国其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元化，自然环境的天然复杂性都导致了边境地区的环境复杂，不仅仅是生活环境，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均具有复杂性。某些非友好国家为遏制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在我国边境地区频频利用多种途径插手我国内政及周边事务，在我国周边布局和构筑遏华体系，影响了我国边境地区政治环境稳定。上述因素直接导致我国边境地区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与挑战，边境安全作为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有利于我国贯彻落实国家安全观，保障我国国泰民安，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二）主要的边境安全问题

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是影响边境安全最大的三股隐患势力。“三股势力”具备明显的分裂主义特征，以传播宗教极端主义为口号，以制造暴力恐怖活动为手段，以破坏各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目标，以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为根本归宿。”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三股势力”逐步在世界蔓延，中国也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近年来，中国加大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依法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但“三股势力”渗透和破坏活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我边境安全构成重大风险隐患。

1、宗教与民族安全问题

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国一直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的正常宗教活动，保障公民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保障了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使得合法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开展。我国边境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各类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民族间、宗教间有可能因利益诱因或价值观诱因而产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管控、调节、引导得当，则发展为民族和谐、宗教和顺关系。如果这些矛盾管控、调节、引导不当，则可能演化成为社会安全问题。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把本属于不同民族公民间的矛盾泛化为民族问题，把本属于不同信教群众之间的个体矛盾泛化为宗教问题，这些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为幌子的煽动和炒作，容易给边境安全埋下风险隐患。“边境地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历来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分裂、颠覆的重点地区。”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一些势力无视中国政府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所做的巨大努力，无视新疆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大肆炒作涉疆议题，妄图借此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破坏新疆繁荣稳定。这不仅激起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也遭到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谴责，我国面临试图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分裂我国的活动，我国高举宪法法律旗帜，坚决抵制，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多元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形成了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2、跨境犯罪安全问题

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分别紧邻世界两大毒品产出地“金三角”地区和“金星月”地区，尽管通过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政府的持续努力，毒品问题有所缓解，但跨境毒品犯罪并未得到根治，毒品吸食和贩卖活动在部分边境地区依然存在，不仅危害边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次生社会问题，如危害社会治安、诱发艾滋病、致贫返贫问题严重等。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除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外，还存在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的很大差异，这给境内外一些人从事跨境犯罪活动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如跨境走私活动较为猖獗，组织非法偷越境活动从未间断，从国内组织人员出境赌博、卖淫嫖娼屡禁不绝，贩卖人口现象也时常出现等，这些跨境犯罪活动冲击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恶化了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环境。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不断繁荣与科技的不断进步，跨境犯罪的方式也如日中天层出不穷，例如2020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6·26”毒品犯罪案例：刘永萍等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偷越国境、绑架、敲诈勒索案，就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系恶势力犯罪集团依托境外特殊区域和环境，实施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非法拘禁、绑架、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犯罪，自2018年初至同年6月，“刘永萍犯罪集团”依托、利用境外特殊的区域和社会环境，采取互联网、手机等社交平台发布高薪招聘、带货快速赚钱等虚假信息，通过QQ、微信、贴吧等组织、招募、诱骗大批我国公民经打洛镇、勐龙镇边境小镇偷渡至缅甸小勐拉、南板从事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案件22件，公安机关总计抓获犯罪嫌疑人达31人，共计查获毒品海洛因7128．428克、甲基苯丙胺7714．33克。另外，该犯罪集团还实施了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非法拘禁、绑架、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犯罪，严重影响边境安全与稳定，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和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冯志国运输毒品案就是边境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冯志国2012年12月26日因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17年3月9日刑满释放。2017年4月、5月，被告人冯志国与同村村民李复生、周明（均另案处理）先后从贵州省来到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共谋实施毒品犯罪。同年6月1日，三人携带毒品驾乘摩托车由镇康县南伞镇前往云南省保山市，23时许途经镇康县勐堆乡铜厂北路时发现前方设卡检查，冯志国遂将毒品丢弃在路边。执法人员经检查，发现三人形迹可疑，遂沿三人驶来方向搜查，在约30米远路边处查获海洛因1777克。冯志国见罪行败露，即持刀捅刺追捕的执法人员昝某后逃跑，致昝某肠破裂，构成重伤二级。2018年1月10日，冯志国在贵州省贵阳市被抓获。上述案件均为我国边境犯罪的典型案例，严重影响边境安全与稳定，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和秩序，给我国边境安全的稳定性造成了重大影响。

3、反华思想渗透安全问题

该问题主要来自境外反华势力组织策划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等活动。边境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国家治理较薄弱的区域，加之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较敏感，是国际上反华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的重点地区。一方面境外反华势力派人秘密潜入我边境地区，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要不就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文化渗透，要不就利用公益慈善打着大爱为全世界的旗号进行含有不良内容的培训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捐赠不良图书、音像制品等。另一方面，境外反华势力以帮助边民出境务工、投资、求学等为诱饵，拉拢和策反我边民为其提供各类情报信息对边疆治理带来风险。

长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从未停止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扰乱遏制中国，十四世达赖集团从未放弃过“西藏独立”的图谋，不断制造事端，危害西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试图采用插手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美国政府即与西藏地方亲帝分裂势力建立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训练从事暴力活动的“藏独”分子。西藏武装叛乱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特工帮助十四世达赖逃亡，而且还空投大量武器装备，帮助重建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则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武器装备、教官，并直接指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藏发生的历次骚乱都离不开西方某些势力的插手。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对西藏的干涉更是变本加厉。美国先后炮制了《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等多部法案，图谋以所谓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于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我国高举宪法法律旗帜，坚决抵制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渗透破坏活动，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形成了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4、边境生物安全问题

边境生物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边境区域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入侵、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转基因生物安全等内容。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我国面临境外输入的风险不断上升，边境口岸作为国家重要的生物安全屏障，也是抵御外来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2019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国家将边境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加强边境地区防控的重要举措。由于生物安全涉及领域多，情况复杂，对国家生物安全的威胁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把防范和打击外来物种入侵作为国家战略和保护人民健康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边境地区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不断增加，严重威胁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2020年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境外疫情不断蔓延，我国边境地区由于其复杂性是传入境外疫情的重要关口，把控好边境地区能够有效遏制境外疫情传入我国，除公共卫生安全外外来生物入侵也是边境面临的重要安全问题。外来生物入侵是指外来物种随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而进入该地区的现象。外来物种一般通过其自然生境进入，对生态系统具有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当地物种灭绝或形成新的入侵种。外来生物入侵风险是指外来物种通过其自然生境进入该地区，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新的入侵种，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方面造成严重威胁的风险。边境口岸作为国家与国之间人员、货物、信息、技术等流通的重要桥梁，其外来生物入侵风险较大，且随着边境口岸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也日益增加。生物安全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也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各种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数量、种类及来源等也急剧增加，从这些生物中分离出的病毒、细菌、真菌等微生物也通过国际贸易不断进入我国，给我国生物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

二、维护边境安全的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系统性、层次性、有机性、关联性等相统一的安全结构体系。根据领域属性差异，可以把总体国家安全分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12个领域；根据疆域属性差异，可以把总体国家安全分为腹地安全、陆疆安全、海疆安全等；根据目标属性差异，可把总体国家安全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边境安全是根据疆域属性的差异来划分的，其属于陆疆安全的次级层次。由于构成陆疆的边境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最为严峻，所以边境安全的状况基本上可以代表陆疆安全的状况。作为疆域安全范畴的边境安全包含着12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同样也包含着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见，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最集中、最直接、最典型的反映，透过边境安全这扇窗就可以概览总体国家安全的全貌。

（一）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边境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点领域。作为国家疆域的边沿性地带，边境地区从地理空间上构成了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对一切输入型的安全风险或安全威胁进行筛查和过滤，为保障总体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缓冲地带，成为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边境地区既是国家的边缘性地区，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性地区，直接与周边国家接壤；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陆上辐射中心，又是周边国家进入中国腹地的陆上必经通道。如何把来自周边国家的各种不安全因素有效过滤掉，切实保障国家安全，既是边疆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边境安全治理的职责目标。

维护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坚持全面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全面治理是指国家安全治理涉及腹地核心区安全、陆地边疆安全、海洋边疆安全等整个国家疆域的安全治理，边境安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综合性治理是指国家需要组织动员各种可能的资源和力量，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展开全方位治理活动，而不是单个部门”唱独角戏”,边境安全治理同样是一个综合使用多种资源和手段的治理进程；系统治理是指国家安全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治理客体之间的相关性，把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追求整体最优的角度来研究设计治理方案，而不是碎片化的治理。边境安全治理同样需要坚持系统思维，要把可能引发边境安全的各种相关问题放到一个系统、一个盘子中，从追求整体最优的目标提出系统解决方案。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在边境地区的直接体现。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治理在边境地区的具体实践和直接展开。缺少边境安全治理的国家安全治理，必然出现结构功能的障碍，直接损害国家安全治理的整体功效。

边境安全不仅直接影响边疆稳定和发展，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边疆稳定和发展仰仗边疆安全，边疆安全的关键和重点在于边境安全。“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格局中，边疆地区始终是国家主权安全的战略要地。”边境地区的安全隐患、安全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和处置，将带来边疆的稳固和长治久安，不仅为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各族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增加。边疆稳固和长治久安，使整个国家可以在不受边疆问题干扰、妨碍和牵制的条件下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实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政善治状态。

（二）边境安全是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

为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先后推出一系列重要发展战略，其中与边境地区发展有直接相关性的有“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西部开发战略等。这些战略任务能否顺利、安全展开和推进，与边境安全有密切关系。

中国边疆及其边境地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多重功能：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二是连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重要大通道；三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力辐射周边国家的桥头堡；四是国家推进沿边开放新格局的门户；五是与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全领域交往交流的合作平台；六是国际地缘政治斗争的前沿等。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中，边疆及边境的多重功能是否得到充分有效发挥，离不开边疆及边境安全稳定环境的营造和安全基础的夯实。没有边疆安全和边境安全这个基本条件，国家系列战略的实施会受到钳制、干扰和妨碍，国家战略的实施成本将大幅增加，实施成效将大幅降低，在严重的情况下，边疆及边境安全问题有可能完全阻滞国家战略的实施。“‘新疆分裂势力’、‘藏独’等活动基本上都是以边境地区为主阵地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面牵制了国家快速发展的精力。”为确保国家战略的安全、顺利推进，必须加强边疆及边境安全治理，有效解决边境安全问题，坚决防范化解边境安全风险。

（三）边境安全是我国边境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边境安全治理在边疆治理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伴随非传统安全问题从非战略高度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安全治理成为边疆治理理论的核心。”政治学的视角下，陆地边疆是具有国境线的省级行政区，边境地区通常是指具有国境线的县级行政区。显然，边境地区属于陆地边疆的一部分，是最具有陆地边疆属性的边沿性行政区域，其涉边、涉外、涉民（族）、涉教、涉贫（困）等特性，决定了在安全治理问题上，边境安全治理是陆地边疆安全治理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从关键要素法（KPI）的角度看，边境安全治理的绩效可以决定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绩效，陆地边疆安全治理的核心在于边境安全治理。

边疆治理是国家政权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对边疆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控和处置，以期达到边疆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良好等目标。因此，边疆治理应始终确保边疆及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边疆及边境安全是实现边疆之治的关键指标，是边疆治理成效的直接体现。边境地区是最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边疆区域，边境安全对于边疆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具有重大而显著的影响。边疆安全是边疆治理的核心问题，边疆安全基本上是通过边境安全治理来实现和确保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境安全是中国边疆治理的核心要素。

三、维护边境安全的有效措施

边境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一直是境外敌对势力重点关注的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给我国边境安全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与政府官员和法官不同，其从事参与边境安全的事务性工作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政府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律师外交”的重要性。“律师外交”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对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贯彻落实国家安全观，参与地方法律事务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既要树立大安全理念，又要落实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任务，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律师作为国家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和实践者，必须主动承担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领域，律师行业要积极参与我国边境地区地方法律事务建设，依据宪法和法律法规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情况，通过引入律师力量参与地方立法工作，明确律师参与地方立法的范围、条件和方式，完善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与律师行业工作者的合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律师要积极开展边境地区法治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就立法项目和立法程序进行沟通协调，并以适当方式参与到地方立法的起草、论证、调研、审议等工作中。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与普世性法律的适用建言献策，为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保障。

（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参与边境治理创新活动

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艰巨性，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要充分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法律服务中的职能作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地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使“律师进边境”工作落到实处，维护边境地区和谐稳定，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促进国家边境安全贡献力量。在边境法治意识薄弱地区广泛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六进”活动，积极参与边境一线的普法宣传活动，围绕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部署、宪法和国家安全法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生活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边境地区群众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引导边境地区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深化内陆与边境地区的对口法律服务援助与帮扶，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精准、便捷、普惠的法律服务。大力开展法律咨询、专题讲座，同司法机关与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建立边境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使边境地区人民有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找到专业律师为自己解决，为边境地区人民及时高效地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为边境地区法治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与保障。

（三）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化边境地区法律服务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经济转型升级、国际上的复杂多变，还要面对涉边涉外利益安全。如何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既要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又要为我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律师作为一支重要的法律服务力量，作为法律服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将在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发展，律师应当律师应当围绕海外利益安全积极开展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在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如法律风险、国际贸易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对此，律师可以通过提供法律服务为企业保驾护航。在进行法律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可以从多个维度考虑问题，综合分析企业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风险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通过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预防和控制法律风险，同时协助企业妥善处理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对于戍边的特殊群体也要主动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戍边群体为我国边境建设贡献力量，可能在建设过程中也会遇到法律风险、家事民事等基础法律关系纠纷，边境地区的法治水平较内陆大部分地区略弱，因此律师应当主动出击，更好地了解其法律诉求，发现法律问题，引导、推动、参与人民调解，健全完善律师参与调解工作机制，创新人民调解方式方法，拓展律师调解的广度和深度以多种形式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去，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为其合法利益提供法律保障，为社会治理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

（四）提高法律职业素养，培养专业服务人才队伍

中国律师是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在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加强我国边境地区的法治进程至关重要，要围绕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加强律师参与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扎实推进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培养，保障法治人才培养的投入经费，加强有关机构与学校联合培养、定向培养、委托培养人才，由于我国边境地区文化多元，少数民族居多，在推进司法发展的进程中要同边境地区的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培养熟悉我国基本法律理论和边境地区司法实务的复合型人才，由于我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多，在司法诉讼活动中要保障公民使用其自身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律师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地方语言的学习，以利于更好地服务于边境地区人民，为边境地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是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客观要求，以涉外法律的法治人才培养为重点，结合边境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加快与涉外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机制，采取得力措施，通过多种形式，分门别类地对法律服务队伍开展涉外法律和国际法培训，提升其涉外法治意识、国际法治意识，提升其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和中国律师职业道德，培养一批既懂国际规则又懂中国法律的高端涉外法律人才，为推动我国边境地区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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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夏：《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非传统安全思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

[6]郝艺清：《我国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完善研究》，内蒙古财经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